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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传播版图已变,中国能否成为中心?

2019/9/17 22:41:00

世界知识传播版图已变,中国能否成为中心?

日前闭幕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让人们再次领略了互联网世界的神奇力量。除了产业发展,互联网也给知识传播和文化创新带来了深远影响。日前,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论坛”召开。本届论坛以“数字知识传播与国家文化创新”为主题,数十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参与研讨。

 

 

毫无疑问,数字技术改变了整个知识生态,具体体现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消费和知识管理规则等方面的重大变革。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数字出版,就是人类文化的数字化传承,也是人类知识传播系统的巨大革命。然而,对于数字知识传播,我们仍然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有很多问题亟待求解:在知识生产领域,相比印刷时代,数字时代知识创作者的地位和心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知识传播领域,如何重新定义知识传播者、知识营销人、知识销售渠道的角色?在知识消费领域,超文本结构和知识的碎片化是否影响了读者的思维习惯并消解了读者的知识深度?在知识管理领域,法律调整是否促进了新型知识生态的健康发展?

 

 

在所有问题中,首要的一点就是明确中国在数字知识传播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此,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提出,中国要抓住建设世界知识和生产信息传播中心的历史机遇。他指出,世界知识传播的版图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国外同行已走在我们前面。当我们国内还在热热闹闹炒数字出版的时候,世界前五大最重要的出版公司已经百分之百把学术出版转成了数字传播。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第一出版大国,但是核心知识的传播依然占比较小。尽管如此,中国仍有可能成为世界知识传播中心,最大的理由来自中国自身发展。数千年的世界历史证明,随着人类的思想创新、技术革命和科技进步,往往会给知识传播带来重要的机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多了,能动用的资源也就多了。而随着各方面的投入增加,教育发展了,对知识的依赖就更重。美国学者在二战之后明确提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而不是其他。将知识作为国家资源,这种观点的提出和相关理论的形成,事实上为二战后美国的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撑。当然,在传播核心知识方面,中国仍需要努力提升。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围绕“数字技术与敦煌石窟的保护与传承”作了发言。据介绍,数字技术已被广泛运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传承中。通过把高新科技跟古老文化结合,改变了过去只看洞的参观模式,提高了观众的兴趣和观赏水平,使人们对莫高窟的价值真正有所了解。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减轻了洞窟开放的压力,有效地保护了洞窟。她特别指出,文化数字化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要做好数字化的传承与创新,一定要先做好文化的内涵,用先进科技最大程度呈现文化价值。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论述了建设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的必要性。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业服务升级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实现出版业精准、快速、便捷服务的主要途径,是出版业从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必然要求。有人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大型的文献数据库,为什么还要建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魏玉山指出,知识服务和文献服务是有很大区别的。现在通常认为,跟知识相关的概念有五个层面,比知识更高的是智慧,比知识低一个层级的叫信息,比信息再低一个层级的是数据,最低层的是“噪音”。从这样的分类来看,就可以知道知识和文献有很大的不同,知识是在信息、数据的基础之上进行加工而成的一种更加精炼的陈述和表述。基于这么一种考虑,建设知识库与建设文献库以及建设其他电子书的数据库不矛盾,它是一种递进关系。另外,文献数据库帮读者节省了找资料的时间,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文献中获取知识的过程,读者仍然需要在大量的文献中读,甚至要从头读到尾才能找到所需要的知识。而建立知识库后,通过把分布在各种文献中的知识标引出来,读者可以更加快捷、准确找到所要找的知识。还有人问,已经有了网络搜索和网络百科,为什么还要建立国家知识库?的确,有问题找“度娘”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习惯。但是不可否认,现有知识搜索引擎和网络百科,它们的开放式知识的提供和知识管理的模式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比方说,网络排名背后的商业利益。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知识的上传比过去的确要快很多,也丰富了很多,但是知识的把关、知识的准确性却不能保证。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洲教授认为,人类的知识在整个创新和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依附于载体的,就是基于文献的,包括其他传统媒介形态的方式来进行知识传播;另外一种是具有大脑的知识传播,一般叫活的知识。这类知识是隐性的。在网络时代,知识传播在改变的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等、自由、共享,成为网络环境下知识传播的理念。具体表现为:知识“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转变,知识的权利规制向自我构建转变,知识传播的技术限制向自由表达转变。在谢新洲看来,媒介的形态是不能融合的,知识载体符号有它的特征,互联网替代不了。融合的核心应该是内容共享,通过共享机制能够生产、传播、服务各种媒介特色的信息内容,这才是我们讲的媒体融合。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少晶指出,在过去几个世纪内,跟知识、创新相关的很有影响的理论就是创新的扩散理论。但现在这个理论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传播的主要方式就是大众媒体,更多的是一种单向的过程。但是在网络时代,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让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挑战了,从而也给创新带来了新的变化。在当今社会,每个个体只是停留在自己的思想、停留在自己沉思的过程当中,创新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当人和人能够连接起来,产生互动,能够协作,这时候互动行为空间就会产生新的创新。知识变得越来越可以移植,这就是现在超学科研究范式的产生。文化、知识、网络和创新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就是文化多元性和知识多元性一起促进网络的建设和网络的扩展。只有基于这两个多元性的网络才更利于创新的产生和创新的传播。

 

 

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夏德元认为,知识数字化传播迅猛发展,不仅激发了人们潜在的知识消费需求,也催生了用户创造内容的知识生产新范式。今天大家都在参与着知识的生产和共享。过去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往往与经济回报相联系,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知识生产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在知识生产领域,开放存取、协同编辑、非盈利版权、免费共享等新的技术和新的观念层出不穷,固有的知识产权概念也面临新的挑战,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范式呼之欲出。知识的数字化及其传播不仅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也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在复杂、烧脑的知识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在新闻领域,图象化、可视化信息更易传播;在文学消费上,人们更容易被扁平化人物形象所吸引;大众对绘画作品的欣赏趣味也基于漫画化和抽象化。

 

(栏目主编:王珍,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 邮箱:shhgcsx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