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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自贸区海事海商案件暴增195%,原因何在?

2019/9/17 10:05:52

涉自贸区海事海商案件暴增195%,原因何在?

文/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 陈琼珂

 

去年4月,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等三大片区正式纳入上海自贸区。巧合的是,2015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的涉自贸区海事海商案件达到351件,同比2014年上升幅度高达194.96%。那么,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案件量剧增是由自贸区扩区和制度创新引起的?

 

答案没那么简单。12日上午,上海海事法院发布中英文双语本《涉自贸区海事审判情况通报》,这是该院连续第六年发布海事司法年度报告,其中涉自贸区海事审判的内容备受关注。


案件增长近两倍有偶然因素

 

先来看两组数字。

 

2015年,上海海事法院共受理一审、执行等各类案件4702件,同比上升72.68%;审结、执结案件4711件,同比上升72.00%;存案329件,同比下降2.66%;涉案标的额总计人民币27.47亿元,同比下降26.70%。

 

同期,上海海事法院共受理各类涉自贸区海事海商案件351件(其中自贸区法庭受理了341件),涉案标的额达人民币4.33亿元,审结涉自贸区海事海商案件328件。受理案件数同2014年的119件相比,上升了194.96%。

 

为适应自贸区航运发展的现实需要,上海海事法院对涉自贸区海事海商案件采取由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庭(以下简称自贸区法庭)为主集中审理的工作模式。

 

“案件增长态势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自贸区法庭庭长金晓峰介绍,虽然2015年收案数增长较快,但不能简单地得出系自贸区扩区和制度创新所引起的结论,这与经济大环境有关。

 

一方面,涉自贸区海事海商案件增多是近年来国际海运市场持续低迷的必然结果。当各大航运指数屡创新低时,航运企业长期积累的亏损存在集中释放的压力,无论是出于减少损失还是消化坏账的考虑,将纠纷提交诉讼解决都是必然的选择。比较上海海事法院总体收案从2014年的2723件上升到2015年的4702件,以及其他海事法院受理案件量的大幅上升,也进一步说明了海事海商纠纷量增长是当前的普遍现象,而非自贸区所特有。

 

另一方面,涉自贸区海事海商案件增多与自贸区内个别航运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而集中涉诉有关。如某航运公司为关联企业的贷款提供船舶抵押,后因关联公司部分到期贷款未能偿还,银行起诉关联公司的同时,要求行使船舶抵押权,4艘船舶因此被依法扣押并拍卖,由此引发的连锁案件将近100多件。从这个角度来看,2015年涉自贸区海事海商案件大幅增长又有一定偶然性。

 

通过仔细分析自贸区各片区的案件类型、数量等,一些与产业分布、交易活跃程度等相关的信息也被解读出来。

 

比如,在自贸区扩区后所覆盖的各大片区中,海事案件分布状况相差悬殊。其中洋山保税港区涉案306件,占86.69%;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涉案16件,占4.53%;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涉案1件,占0.28%;陆家嘴金融片区涉案15件,占4.25%;金桥片区涉案15件,占4.25%;没有涉张江高科技片区的案件。从上述分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自贸区内的产业分布特征。洋山片区航运企业的集聚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片区。陆家嘴金融片区的涉案则主要为银行、船舶租赁公司提起的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和船舶融资抵押合同纠纷。

 

同时,涉案企业趋于分散,区内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2014年,区内涉案企业相对比较集中,上港、中远、中海三家航运集团旗下均有企业设立于自贸区内,共计涉案58件,占到全部案件的48.74%。而在2015年的351件案件中,涉及上述集团公司下属企业的为29件,数量明显下降,其中26件系作为原告起诉的,仅三件作为被告。相应地,自贸区内其他中小航运企业的涉诉数量和比例就呈现出了较大的增长态势。

 

金晓峰介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贸区航运市场的参与主体日益增多,交易活跃程度有所提升,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区内中小航运企业在风险管控和承受能力方面与大型航运集团相比远有不及。因此,在注重自贸区内航运业发展规模的同时,发展质量也应同步跟进。


“互联网+航运”或催生纠纷新增长点

 

虽然涉自贸区海事案件数量剧增,相当程度与国际国内航运形势的整体影响有关,但也反映出自贸区航运发展中值得予以关注的问题,比如有人出于对政策创新的误读而惹来纠纷。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自贸区扩大开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由于航运业长期实行比较严格的行政许可,所以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自贸区推行后,一些航运企业片面地认为原先需要许可经营的业务已经被放开限制,比较突出地反映在开展无船承运业务方面。

 

“自贸区‘负面清单’中并没有对从事无船承运业务的限制性规定,故尽管其没有在交通主管部门进行提单备案和缴纳保证金,也不能认定为违规经营。”在一些案件审理中,有的当事人就提出,他们是注册登记在自贸区内的企业,按照自贸区的规则办事。

 

然而,法院的观点认为,“负面清单”管理针对的是外商投资领域,而非经营许可领域。“负面清单”管理的目的是解决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如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中,对外商投资设立航运企业的出资比例较《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就有所放宽,但当航运企业在从事具体经营活动时,如果我国法律、法规对该项具体经营活动有特殊的许可或备案要求的,不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都必须予以遵守,此处并不涉及“负面清单”下所谓的“法无禁止皆可为”。

 

随着自贸区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实施,注册成立企业的门槛更低,自贸区航运投资主体增多,这就难免会鱼龙混杂,产生各种问题。在一起与进口代理报关有关的货代合同纠纷中,当事人对一笔以现金方式缴纳的海关保证金系由谁支付产生争议,双方均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将自己缴纳款项的过程描述得有板有眼。最终法院调取了银行监控视频,作出虚假陈述的一方才改称“可能是记错了”。

 

类似的虚假陈述甚至伪造证据的情况并非个别,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形更是越来越趋于隐蔽,不仅给司法裁断带来了困扰,也极易对自贸区航运市场的诚信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上海海事法院副院长荚振坤表示,“法院将进一步加大对此类行为的识别和惩处力度,同时也将采取适当的方式就相关典型事例向社会进行公示,呼吁和倡导依法诚信经营。”

 

当今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航运业也不例外。不少船公司推出了“运价直销电商平台”,即货主可以通过运价直销平台直接向航运公司“约号”,航运公司因此取得了货源竞争优势。然而,因“约号”信息未准确告知、因货代企业迟延订舱导致“约号”过期等引发的纠纷也时有发生。

 

“‘互联网+航运’所催生的新型交易模式必然会带来过去所未曾出现过的纠纷增长点”,荚振坤副院长表示,增强对“互联网+航运”交易规则的明晰度,或将是业界和海事司法接下来需要共同面对和研究的新课题。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周寅杰